1958年，毛主席视察济南军区时，与长征时他的老警卫员陈昌奉重逢，时隔22年未见，他们二人都十分激动，陈昌奉快速跑到毛主席面前，挺直身子向主席行了个标准的军礼。此时的陈昌奉，已担任济南军分区副司令员，能从一个目不识丁的放牛娃，成长为一名党的中高级领导干部，离不开主席一直以来的关心和教导
济南军区那次见面，先压出来的是陈昌奉已经换了身份。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到济南军区视察，合影之后问陈昌奉来了没有。人被叫到面前，还是旧日子里的称呼，“小鬼”。
可他身上穿的是军装，报出来的职务是潍坊军分区副司令员。毛主席身边站过的人很多，到了军分区副职这个层级，旧关系只能留在记忆里，眼前要面对的是部队岗位。
陈昌奉敬礼，报职务，毛主席听后说官不小，又让他记着红军传统。
话很短，陈昌奉听这几句话，不能只当老首长认出了老部下。
军分区副司令员管的是地方军事工作，下面有干部，有训练，有日常命令，也有不好写进大事记里的琐碎处置。越是这种岗位，越容易在小地方出毛病。毛主席那句“官不小”，落在陈昌奉身上，轻不得。
军分区的位置夹在军队和地方之间。
上面有命令，下面有具体的人和事。民兵训练、地方武装管理、干部带队、日常秩序，都不会自己变稳。副司令员说一句话，下面要有人照着做；一个口子松了，也会有人跟着学。陈昌奉在济南报出这个职务时，等于把自己放进了一套更硬的日常里。旧日子可以被叫出来，今天的职责却不能退到后面。有时麻烦起在谁迟到、谁漏报、谁把规矩当人情。
陈昌奉早年不识字，这一点和副司令员身份摆在一起，反差很硬。他曾在毛主席身边做勤务和警卫工作，起点在行军、守夜、传话、照料起居这些事里。
毛主席教他写自己的名字，三个字，一笔一画。会写名字，对旁人或许是小事；对陈昌奉，却把他从只靠记性和手脚办事，往能够读命令、看文件、带队伍的方向推了一步。
后来他坐到干部位置上，识字这件事就不再是私人补课，它会变成每天办事的底子。
毛主席身边的日子，没有把他养成只会亲近领袖的人。
陈昌奉在柯渡挨过一次重批。长征到云南柯渡丹桂村时，中央领导住在杨家郎宅院。陈昌奉见到一座八音钟，想到毛主席夜里工作多，便把钟带走，想用来报时。心思是替主席着想，手却伸到了群众东西上。毛主席知道来历后发了火。
红军纪律摆在那里，身边工作人员更不能松。这次挨批很硬，没有给陈昌奉留多少回旋。一个警卫员觉得自己是在照顾主席，毛主席却只按纪律算账。八音钟后来留在柯渡红军长征纪念馆，成了一件能被人看见的东西。对陈昌奉来说，它更像一个早年留下的口子。
口子不大，疼过，往后办事就会记得。地方武装工作也常有这种口子，一松手，就往下传。
一九四六年前后，陈昌奉调到山东。
临行前，毛主席送给他照片，还写下勉励的话，要他努力工作，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照片可以带走，话也可以记住。
离开熟悉位置以后，山东的事要一件件办。
到山东，他面对的是一片地方上的队伍和秩序，不再是一位领导的生活起居。他后来担任过山东省公安总队总队长等职务。
一个队伍纪律散了，问题未必立刻闹大，可会在日常里慢慢变形。
陈昌奉早年被毛主席按住的那条线，到山东以后要拿来管别人。自己不伸手，只是第一步；让下面的人也不乱伸手，才是干部的难处。柯渡那座钟，本来只是一件东西，到了地方岗位上，就变成了处理队伍作风时绕不开的一道坎。
陈昌奉若还只把它当少年时的难堪，后来那些职务就接不住。
到了济南军区现场，毛主席问他什么官，问的也是他离开身边以后走到了哪里。陈昌奉答出潍坊军分区副司令员这个职务，警卫员那一页已经翻过去。这个回答让两段日子接在一起，却没有混成一段。以前毛主席教他写字，是把一个不识字的少年往干部路上推；在柯渡批他，是把亲近和纪律分开；到山东任职，是让他把这些东西用到一支队伍、一套地方工作里。
旧事在他身后，不能讲成光彩，也不能放成摆设。
陈昌奉那时已经不是靠跑得快、记得牢就能把差事办好的人。副司令员要处理的事情，不会都摆成大场面。基层干部训练，日常管理，地方武装配合，上级命令往下落，每一件都可能很碎。纸面上的命令落到人身上，会变成一次次点名、集合、检查。
碎事最磨人，也最容易让人松劲。毛主席当面叫“小鬼”，像是旧称呼，陈昌奉却不能只听出亲近。那声旧称呼压在新职务上，等于把早年那几件硬事重新放到他面前。
这场重逢没有改变陈昌奉的职务，也没有把他重新带回毛主席身边。
见面结束后，他仍是潍坊军分区副司令员，仍要回到地方军事工作的日常里。济南军区那个军礼敬完，留下来的不该只是旁人的感动。人走到这个位置，名字早已会写，八音钟的教训也早已过了很多年。
可队伍还在，命令还在，规矩还在。
陈昌奉站在毛主席面前，手放下以后，身上仍压着副司令员该管的那一摊事无息外盘配资，地方上没有人替他卸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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