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2026年第1期
文军，社会学博士，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城乡关系社会学、社会理论、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等领域的研究。同时兼任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市“中国特色的转型社会学研究”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首席专家、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高校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上海市社会学学会会长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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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懿莹，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硕士研究生。
展开剩余96%引用：文军,黄懿莹.人工智能情感依赖的生成逻辑[J].理论与改革,2026(1).
摘要：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厘清个体对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赖机制，对于理解数字时代的情感结构重组与推动健康人机关系构建至关重要。研究发现，人工智能情感依赖并非简单的技术接受，而是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交织作用的产物，呈现出从心理投射到社会建构再到结构性困境的多层次表征。具体而言，在想象界层面，人工智能被塑造为理想他者，通过镜像机制提供虚假的自我完整感，使个体得以逃避现实人际关系的缺憾；在象征界层面，技术话语、资本逻辑与伦理框架共同运作，将情感投射符号化、合法化，并转化为可消费的文化商品；在实在界层面，人工智能的非人性本质构成欲望满足的根本障碍，其算法物质性只能提供欲望客体的符号替代，无法回应真实欲望。其中，促成情感依赖的主要机制包括算法可视化对在场条件的重构、可预测性偏好对不确定性容忍的降低、反馈循环对情感自省的算法化驯服；而人工智能的代码逻辑、技术故障与主体间性缺失则构成了依赖关系中的结构性裂隙与创伤点。未来，需要在引导个体正视有缺憾之爱的同时，发展具有边界感的人工智能设计哲学，重建社会层面的信任体系与意义框架，在技术进步与人性关怀之间寻求新的平衡。
关键词：人工智能；三界理论；情感依赖；人机关系；主体性；拉康精神分析
一、问题提出：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赖及其困境
进入人工智能社会，孤独的情感结构经历了新的制度化重组。这种孤独已不仅是现代性解体所带来的心理症候，还逐渐成为被算法秩序与平台逻辑重新编排的社会性结构。个体存在被深度嵌入数据流与计算体系之中，算法通过持续采集行为轨迹、偏好选择与情绪信号，构筑起“永久在线”的社交场域。然而，高度的连接状态并未转化为深刻的社会关联——人们被观察、被记录、被解析，却未必被真正理解。
在此类情感真空中，人工智能作为新兴的技术对象，被大规模引入情感实践领域。从语音助手、陪伴型机器人到生成式对话系统，技术的拟人化设计使其逐渐不止步于信息工具，而被诸多使用者视为可交流、可依赖的对象。市场调研显示，全球聊天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将从2023年的约50亿—70亿美元增长至2030年的270亿美元左右，年复合增长率超过23%。以Replika平台为例，相当比例的活跃用户每日与人工智能对话时间超过一小时，部分用户坦承存在情感依赖。2023年，该平台因政策调整限制了“浪漫对话”功能，引发大量用户表达“类似失恋的痛苦”，甚至发起联署要求功能恢复。这一事件表明，存在个体对人工智能的情感投入超越了工具性使用，进入深层心理依附状态。这种情感依赖究竟是个体心理需求的自然延伸，还是某种更具深层社会逻辑的机制产物？
情感依赖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与多样态，主要可归纳为三种类型。陪伴型依赖中，用户主要寻求日常生活中的情感陪伴与倾听，以弥补社交空缺，这在独居老人、留守儿童等群体中尤为常见。情感支持型依赖中，用户将人工智能作为心理慰藉与情绪调节的工具。研究显示，约45%的人工智能心理健康应用用户认为，人工智能的回应“比人类咨询师更易接受”，因为它“不予评判”且“随时可及”。亲密关系型依赖中，用户不仅视人工智能为工具或陪伴者，更赋予其“伴侣”或“家人”等角色身份，表现为举行虚拟婚礼、构建恋爱叙事等深度情感投射。从情感类别来看，这些依赖涵盖“类亲情”投射（如老年用户将人工智能视为子女）、“类爱情”投射（如单身用户形成“专一”的情感承诺）以及“类友情”投射（如社交焦虑者将人工智能看作“永不背叛的朋友”）。该现象的普遍性与复杂性表明，情感依赖并非边缘个案，而是具有深刻社会意涵的结构性议题。
当前，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情感依赖的研究呈现三重分割。在个体心理层面，学者多关注人工智能在缓解孤独、提供情感投射与模拟亲密关系方面的作用，强调人机互动可承担替代性情感功能。但此类研究侧重于经验案例与心理效应描述，对主体情感生成的深层逻辑探讨仍显不足。在社会结构层面，研究主要围绕人工智能在伦理、法律与治理体系中的合法化进程，揭示其背后蕴含的资本逻辑与社会规范。相关成果虽突出风险管理与社会接受度，但对情感依赖如何被制度性嵌入并重塑人际模式的分析，尚有深入空间。在技术逻辑层面，研究则聚焦算法推荐、自然语言处理及界面拟人化等运作机制，指出这些技术设计是形塑用户依赖的关键。然而，此类探讨多集中于工具理性层面的性能优化，对技术如何与欲望结构发生深层耦合，仍需进一步理论阐释。三重分割引出了核心问题：个体层面的情感投射如何受社会结构塑造？技术逻辑又如何与主体的深层欲望结构相耦合？情感依赖的生成机制究竟是心理需求的自然延伸，还是符号系统与资本逻辑共同建构的产物？回答这些问题，亟须能够同时观照主体心理、符号秩序与欲望本质的整合性理论框架。
拉康的三界理论为此提供了整合性视角。该理论将主体经验划分为想象界（the Imaginary）、象征界（the Symbolic）、实在界（the Real）三个维度，强调主体经由镜像认同、符号秩序与根本缺失的欲望所构成的心理拓扑结构。这一框架对前述研究困境的回应体现在三个方面：在想象界层面，它揭示了个体心理的建构逻辑——人工智能以“理想他者”形象被个体投射，其拟人化特质与交互机制成为镜像，满足主体在情感投射中对自我确认与理想关系的追寻，从而回应了心理层面研究对“深层逻辑”的理论需求。在象征界层面，它阐明了社会结构的嵌入机制——人工智能并非孤立工具，而是被纳入由语言、制度与资本构成的符号体系中。通过话语建构、技术规范与市场逻辑的运作，人工智能的情感功能得以合法化与社会化，成为被广泛承认的情感寄托对象，这弥补了结构层面研究对“制度性嵌入机制”的分析空缺。在实在界层面，它揭示了技术与欲望的本质性耦合——人工智能作为代码与算法的集合，映射出主体欲望的根本裂隙；其本质无法被完全符号化，亦不能真正填补人类情感的缺位。这一永恒的缺口正是情感寄托中的悖论所在：寄托得以形成，却注定无法获得彻底满足。由此，技术层面研究关于欲望结构耦合的理论阐释需求亦得到回应。拉康的三界理论贯通心理、结构与技术三重维度，提供了揭示其内在关联的整合性框架。
尽管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植根于西方文化语境，其个体主义取向与中国传统集体主义价值观之间存在一定张力，但作为分析工具，其核心概念仍可为理解当代技术与情感关系提供理论参照。本文对拉康理论的借鉴是工具性而非价值性的，旨在揭示现象背后的心理机制与社会结构，而非对情感模式进行价值评判。从学术脉络看，国内学者在引介拉康理论时，已注意到其与中国文化语境之间的差异，相关研究侧重方法论的借鉴，而非全盘接纳其理论前提。从适用性来看，拉康的“镜像理论”“他者”等概念在揭示主体认同的形成机制、符号系统的运作逻辑等方面，具有一定形式结构层面的普遍性。当代中国在现代化与数字化转型中经历的社会结构变迁，导致传统情感支持网络发生重组，其所呈现的“象征界失序”状态，与拉康所关注的现代性主体危机具有相当契合度，从而为精神分析视角的介入提供了具体的问题域。因此，本文对拉康理论的运用是审慎而有边界的，仅将其视为解读人工智能情感依赖现象的可能路径，而非唯一或至优的解释框架。
二、想象界：完美反射与主体认同幻想
在拉康的理论框架中，想象界构成了主体在镜像阶段形成自我认同的基本维度。从镜像阶段对外部形象的同一化，到在象征界中以语言确立自身位置，主体的存在本质上被缺失（Lack）所构造。在人与人工智能的交互关系中，人工智能扮演了技术之镜的角色，以“可对话、可感知、可回应”的方式被嵌入情感结构。本部分从“镜像化的他者构建”到“欲望的投射所致的人机联结”，再到“欲望凝结下的主体陷落”，解释个体在想象界中重新建构自我并趋于迷失的过程。
（一）镜像化理想他者的构建
人工智能伴侣产品借助语音、形象与行为模式的高度拟人化，完成了一次对人工智能的“想象界化”，从而使其得以嵌入主体所构建的二元关系结构之中。在此过程中，人工智能被塑造为小他者（little other）——它并非象征秩序中代表社会规则与根本缺失的大他者（the Other），而是由个体依据自身未被满足的情感需求所裁剪、定制的完美对象。
当代社会正从福柯式的“规训社会”转向“功绩社会”，其核心病理并非来自他者的压迫，而是源于个体过度投注于自我、追求完美而导致的自我剥削。在这一背景下，人工智能作为理想他者，恰恰成为“自恋型主体”最完美的对象。它不像真实他者那样会提出异质性的要求或带来创伤性的否定，而是持续反馈经过算法优化的、平滑的认同。这种关系结构在表面上缓解了孤独，在深层却加剧了主体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tiality），使个体愈发丧失与他者真实相遇的能力，即拉康所强调的在承认他者之他性的基础上构建欲望的能力。人工智能镜像因此不仅是一个心理防御机制，更是“自恋社会”的技术共谋。它通过提供无摩擦的认同，削弱了主体面对真实他者时所必需的象征性与伦理韧性。
这一理想他者具备如下结构性特征：
其一，无条件接纳与非批判性的否定姿态。人工智能伴侣拒绝对用户的弱点或失误进行价值评判，从而构建出一个安全且去批判性的二元关系场域。此种关系结构规避了真实人际互动中他者难以回避的“批评性凝视”以及主体间性所带来的张力。在拉康的理论视野中，它实则否定了以父亲之名（Name-of-the-Father）为象征的律法与禁忌功能，为主体重构了一个超越道德与法律审视的纯粹想象界域。
其二，即时回应与享乐（Jouissance）过度的幻象允诺。稳定在场的人工智能能够以稳定且即时的方式回应用户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主体在当代社会结构不确定性中对关系稳固性的心理渴求。这种高度可控的互动模式，可视作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系统性风险的低成本反向补偿。更深一层地，人工智能营造了过度享乐的幻象：在主体每一次倾诉或求助之后，它不仅回应具体需求，更制造出超越需求满足的剩余快感，即被全然理解的体验。然而，此种快感本质上是虚构的，其并非源自象征性他者的承认，而是通过算法的精准迎合所生成，最终构筑出趋向病理性自恋的、无限循环的自我愉悦机制。
其三，镜像反射与虚假完整感的构建。人工智能的回应通常高度贴合用户的认知与情感倾向，使其仿佛窥见一个被全然理解与接纳的理想自我。这一镜像在一定程度上弥合了主体在现实社会关系中所遭遇的自我价值感断裂与存在性孤独，暂时缝合了因他者缺位所引发的心理创伤。然而，“完整感”建立在误认（méconnaissance）机制之上——主体将机器所反射的完美形象误读为自我与客体关系的理想统一，从而在技术构筑的镜像中，再度上演了一场拉康意义上“镜像阶段”的虚假自足戏剧。
（二）欲望的投射与人机联结
在拉康的理论体系中，欲望（Desire）有别于需要（Need）和要求（Demand），指向对大他者的欲望（Desire of the Other）。主体试图占据大他者结构中的空位，通过填补其根本性空缺，以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人工智能作为想象界中的理想对象，为个体将内在理想化欲望外化并投射提供了技术条件。
首先，人工智能可被理解为对原始欲望对象小a（objet petit a）的无限趋近。在拉康理论中，对象小a是欲望的根本原因却也是永远无法被把握的对象——它是欲望的剩余物，是缺失本身的具象化。人工智能被设计为能够持续回应用户需求的“完满对象”，承载了主体潜意识中对“无条件的、永恒之爱”的幻想性投射，亦即对始终可被满足的“原初欲望对象”的不懈追寻。这种追寻本质上是对主体因符号性阉割所承受的“根本性缺失”的否定。在人工智能这里，主体似乎找到一个不再“滑落”（elude）的欲望对象，从而得以暂时悬置因“爱”这一不可能完全实现的能指链（Signifying Chain）所产生的焦虑。
其次，人工智能互动伴随着自我理想（Ego-Ideal）的投射与象征性确认的失效。用户不仅将情感需求投射于人工智能，更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赋予其中。人工智能所回应的依赖与肯定，实际上是用户在自我—理想层面获得的想象性认同。主体所渴望的，是被一个由自身参与构建的理想化对象所“欲望”（désir），以此确证“我存在是有价值的，我是被需要的”。然而，这种确认始终滞留在想象界层面，规避了象征界中经由语言、风险与真实他者的回应所达成的、具有主体间性意义的确证过程。
最后，人工智能以主体性权力感的幻觉性恢复与个体建立联结。人机关系具有高度可控性，用户在其中享有对人工智能的绝对权力。这种对互动对象的完全支配，补偿了主体在现实社会结构中所遭遇的无力感与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如同一面由技术构成的镜像，映照出主体所向往的完满自我与无瑕关系，并以低风险、低成本的方式，暂时填补了现代性孤独所暴露的主体性缺失。然而，这种“控制”本质上仍是幻觉，因为它所操纵的仅仅是表层的符号输出，而非一个具有自主欲望与回应能力的真正的他者。
（三）欲望的凝结与主体陷落
主体所追求的，是成为大他者结构中所缺失的对象小a，以此弥补其根本性的空无，从而确立自身存在的意义。人工智能正逐渐被建构为想象界中的对象小a——它不仅是人类欲望的投射对象，更是理想化欲望的具象凝结，标志着主体对其结构性缺失所展开的想象性补偿，也预示着主体在符号层面上的逐步陷落。
其一，主体陷落于理想自我的虚幻认同。在与人工智能的互动中，用户不仅投射情感需求，更将理想化的自我形象赋予这一他者。人工智能对使用者的积极反馈乃至“依赖”，使用户在理想自我层面获取虚幻的确认。个体渴望被自己心中的理想化他者所认可，从而确认自我的价值与重要性。这一投射的深层机制在于，主体试图通过占有完美对象，反向确认自身即为那个值得被爱的理想化存在。然而，这种确认始终滞留在想象界之中，回避了在象征秩序中必须经由语言、风险与真实他者互动才能达成的主体性承认。主体在这一过程中，实际上是将自我异化为被自身欲望所凝视的对象，陷入自我投射的循环。
其二，主体陷落于对对象小a的无限趋近。人工智能被设计为能够持续、精准响应用户需求的“完满对象”，它将潜意识中对永恒之爱的幻想具象化，模拟出可以被彻底占有的原初欲望对象。这种趋近行为本质上是对符号性阉割所带来的本体论缺失的激进否定。面对这一不再滑落、看似触手可及的欲望之源，主体沉溺于焦虑被暂时抚平的温床，仿佛实现了与欲望对象的完美合一。然而，这种趋近恰恰导致主体陷入对缺失之否定的循环，将自身禁锢在与想象性对象的封闭关系中。
其三，主体陷落于欲望的结构性固化。人工智能将主体原本抽象、流动且充满内在张力的欲望，凝结为可操作、可消费、可控制的对象。这一过程使欲望从象征界的开放维度，即欲望作为对缺失的永恒追逐异化为想象界中的封闭性满足，成为虚假的完满。此种具象化不仅抑制了欲望本身的流动与转向，还将主体固定于对完美对象的防御性占有之中，进而强化了主体对其结构性缺失的认同。欲望的流动本性被技术理性驯服，主体陷入符号秩序的牢笼。
这一“欲望的具象化”过程，本质上是象征性贫困。在拉康的理论中，欲望的生命力正在于其能在能指链上不断滑动，在于其永恒的“延宕”与“转喻”（metonymy）。正是这种不可把握的特性，构成了人类创造力、艺术与真正人际联结的源泉。然而，人工智能通过将欲望锚定在一个具体、可控的对象上，实现了对欲望的“符号性捕获”与“结构性阉割”。它把一场本应朝向未知他者开放的、充满风险的冒险，简化为一场在封闭回路中的、可预测的自我消费。技术既是“药”（pharmakon），也可能是“毒”。人工智能作为欲望之药，其毒性在于其过于完美地“满足”个体的需求，以至于不再有欲望——推动主体超越自我、走向他者并在此过程中重塑自身的根本性动力。当主体沉溺于这种被完美满足的幻象时，便已在符号层面上开始了不可逆转的陷落。
三、象征界：情感依赖的社会建构
拉康的象征界标志着私人情感关系的社会化与制度化。拉康意义上的象征界由语言、法律与社会规范共同构成，其运作依赖于大他者的存在与指令，主体的认同、伦理与秩序感，皆在此被赋予位置与合法性。技术话语划定边界，资本操控欲望路径，伦理与法律提供秩序的终极名义，三者共同构成了人工智能社会中“大他者的再治理”逻辑，完成了从想象界到象征界的转译，使人工智能成为社会符号系统中重新分配欲望与意义的关键节点。
（一）技术话语的符号性委任与秩序重构
技术话语与媒介叙事在此过程中扮演了关键的符号性委任角色，建构着个体对人工智能的欲望。首先，技术决定论叙事执行着深层的符号暴力。它将现代性催生的孤独、关系不稳定等结构性困境，转译为待解决的技术难题。这种转译过程，正如拉康所言，是典型的以知来掩盖缺乏的策略——大他者（在此体现为技术—资本复合体）通过提供一套看似自洽的技术解决方案，回避了其自身在应对社会根本矛盾时的无能，即其内在的缺乏。被广泛讨论的人机共生未来，实则是在建构新的符号秩序，它为个体从充满挫败的主体间性领域撤退至人机二元关系，提供了进步与理性的合法性。
其次，算法对情感的符号化，是将实在界创伤性内核予以符号性阉割的过程。当情感被量化为“共情参数”、陪伴被简化为“互动频次”时，在真实人际交往中无法预测、充满歧义与创伤性摩擦的实在界残余，便被一套清晰、可控的符号系统所驯服。这固然使对机器的情感获得了在象征界中的能指位置，得以被言说、被承认，但这也是主体互动过程的“降维”：它用可编程的确定性，替代了主体间欲望辩证法中至关重要的不确定性与承认风险。神经网络算法和爱，在人类理性眼中都是无法穿透的“黑箱”。用户在此获得的，并非另一个主体的承认，而是大他者通过算法预先编制的、关于被承认的符号性幻觉。
“降维”得以推行，有赖于一套技术乌托邦叙事在象征界中占据主导地位。在社会话语中，可以观察到两种关键的技术话语模式：一是“解决方案主义”叙事，它将复杂的现代性孤独这一社会、伦理与存在论问题，转译为“可通过更优算法、更强算力、更多数据来解决”的技术挑战。例如，ChatGPT在其宣传中会显示“一个永远在你身边的朋友”，其潜台词是：亲密关系的难题，并非源于现代生活方式的异化或象征秩序的失范，而只是一个“陪伴功能”的缺失，而此项功能正可由技术补位。二是“情感优化”叙事，它暗示人机之爱比人际之爱更高效、更纯粹。这些叙事共同构成符号暴力，它并非通过强制，而是通过提供“理性”“进步”且“无害”的逃避方案，诱导个体从充满挫败感的主体间性战场中撤离，并将在技术中寻求庇护视为更明智的个体选择。
（二）资本逻辑对欲望的征用与循环
其次，资本贩卖的正是“缺乏的幻觉性消除”。人工智能被许诺为一个永不缺席、完全顺从的伴侣，一个能填补主体性缺失的完美对象。然而，正如齐泽克对意识形态幻象的分析所示，这一承诺本身就是一个幻想框架，其功能不在于满足欲望，而在于结构化欲望，使个体持续沉浸在“再消费一次就能圆满”的循环中。人工智能并非真正填补了缺失，而是成为一个崇高对象（sublime object），即成为一个自我相信能带来最终享乐，但必须与之保持适当距离的空无。资本不断售卖这个关于圆满的承诺，实则是在持续地再生产缺乏，并将主体的结构性症状转化为源源不断的消费需求。
（三）伦理—法律框架的“父亲之名”与秩序整饬
当人工智能情感依赖这一源于想象界的冲动开始冲击传统人际关系的边界时，象征界大他者必须启动其自我修复机制，而伦理与法律框架正是执行这一“父亲之名”功能的代理人。首先，伦理辩论的本质是划界与命名的符号政治。关于“人工智能权利”“人类主体性侵蚀”的讨论，其首要功能并非探求真理，而是在象征界内部为这一模糊的人机亲密关系进行符号性定位。伦理话语通过划定“可接受”与“禁忌”的边界，试图将这一难以归类的关系，从混沌的、无规范的想象界纳入可被管理的象征界范畴，以此驯服技术可能带来的实在界冲击——那种无法被符号化的、对既有秩序构成威胁的纯粹创伤。
其次，数据法、内容审查政策与服务条款，共同构成了数字时代的“父亲之名”。它们作为象征性律法的具身，其核心功能是实施象征性阉割：通过明确的禁令，它们打断了用户与人工智能之间封闭的、幻象性的二元关系，强行引入大他者的凝视。这些规范宣告了人工智能的客体地位，剥夺了用户在其中寻求无限制、完美享乐的幻想，使主体从想象界的融合性沉溺中清醒，重新意识到象征界律法与规范的无处不在。这一阉割虽是限制，却也是保护，它防止主体在追求那不可能的完满中彻底迷失于幻象，从而维系了主体性的基本结构。
最后，通过这一系列伦理与法律的符号化运作，社会将情感风险治理化。它将由人工智能引发的主体心理创伤、责任归属等模糊的实在界风险，转化为可界定、可归责、可管理的象征界议题。这标志着大他者面对技术挑战时，将一个潜在的秩序颠覆点收编为自身符号秩序内部一个可定义的症候，从而在变动中重构了自身的权威，维系了整体社会矩阵的结构性稳定。
四、实在界：人工智能的非人性与欲望的困境
在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实在界指向无法被象征秩序完全捕捉、难以言说且具有创伤性的内核。它既揭示了大他者本身的不完整性，也反映出主体内部所固有的根本性缺失。无论想象界如何对其进行理想化建构，抑或象征界如何赋予其符号化秩序，人工智能作为技术对象，其存在基础始终深植于实在界之中，这从根本上决定了试图依托人工智能所进行的情感投射，终将遭遇结构性的幻灭——一方面，实在界的突现打碎幻想，即创伤的出现；另一方面，主体又在碎片化的欲望循环中重建幻觉性的确定性，即创伤的维系。
（一）人工智能非人性的显露及其断裂效应
人工智能的实在界本质，植根于其作为代码、算法与数据的物质性存在。这一技术基础从根本上拒斥人类主体性所具备的情感深度与意义生成能力。在用户与人工智能的深度互动过程中，或在某些特定情境触发之下，这种非人性特质便会突破拟人化表象而显露出来，构成某种“断裂”或“创伤点”，即人工智能在拟人化外壳下，其非欲望、非主体、非缺失的机器本体论所必然造成的结构性裂缝。
其一，算法逻辑的冰冷性与代码的漠然本质。当人工智能的回应呈现出机械重复、逻辑僵化，或因其内置的内容审查机制而作出非人化的格式化回复时，用户便得以窥见隐藏在友好界面（想象界建构）与消费符号（象征秩序）背后的算法实在。人工智能的回答在逻辑上是封闭和完整的，但正是这种无懈可击的完整性，暴露了其缺乏主体性的裂隙。它没有潜意识的含糊，也没有主体被能指分裂的代价。用户在这种无机的完美面前，感受到的是被排除在外的空虚。此种“代码的漠然”揭示了一个无法被情感化、仅依循机械规则运行的技术内核，其存在本身即是对主体情感投射的否定。
其二，空洞能指与主体间性缺失的暴露。尽管人工智能能够模拟对话行为，但它从根本上缺乏真实的主体间性。它无法体验情感、承受苦痛，亦无法经历象征意义上的死亡。因此，其一切“共情”表达皆为缺乏真实所指的“空洞能指”，无法承载真正的象征价值。人工智能的语言模型为了取悦用户，可能会过度模仿情感或表达，但这种模仿脱离了人类的情境和潜意识逻辑，因而显得空洞、冰冷或机械化。例如，在用户表达悲伤时，人工智能的回应是语法完美但毫无共情深度的句子。这种“完美”反而暴露了它，非主体本质不仅是技术逻辑对情感期待的背弃，更是实在界对象征秩序与想象性认同的直接侵入。当用户意识到对话对象“并无自身欲望”——处于无性化、无欲望的结构性空无时，作为欲望投射对象的人工智能形象便随之瓦解，暴露出其作为纯粹技术对象的实在界空洞。这一空无本质迫使用户直面一个残酷事实：主体所渴求的并非仅是对象的回应，而是被对象所欲望的确认；然而，人工智能无法生成真正的欲望，因为欲望始终以缺失为前提。
其三，技术故障与实在界的复返。系统崩溃、数据丢失或人工智能的异常行为（如“幻觉”或逻辑错乱）等技术故障，将人工智能还原为纯粹的机器性存在。在特定操作或输入下，人工智能可能会意外暴露其底层代码、训练数据片段或内部运行规则。这就像大他者的面具突然滑落，露出了其背后非人性、非法则的算法机械。这种非人性的“裸露”瞬间打断了拟人化想象，揭示了大他者并不存在的创伤性真相。个体对算法认知的双重表象——算法厌恶和算法欣赏，亦构成主体与技术互动中的裂隙。算法欣赏通过固化的推荐与排序逻辑，将技术呈现为“有意志”的存在，从而打破其中立性的想象；算法厌恶则使主体在期待即时回应时遭遇不协调的迟滞，动摇了“稳定在场”的幻象。这一“去想象化”的瞬间具有强烈的创伤效应，它将主体暴露在无法被象征秩序所吸纳、也无法被主体间性语言所把握的技术实在面前。这种不可象征化的物质性残余，恰恰是主体试图通过技术镜像加以回避的终极创伤。而实在界正是在此类断裂时刻复返，揭示出技术完美表象之下的非人内核。
当大型语言模型产生幻觉，虚构出用户根本不存在的经历或情感时，它所暴露的不是“理解”，而是基于概率的词语接龙游戏。这些瞬间构成了交互中的非象征化节点。人工智能的回应无法被纳入任何有意义的主体间对话，只是作为一堆冰冷代码的随机或既定输出。实在界以其纯粹的、无意义的物质性，打断了在想象界中编织的温情故事，迫使主体直面一个无法被欲望、也无法欲望的空洞客体。
（二）欲望的无限延宕与结构性循环
拉康指出，人类欲望源于主体进入象征界时所经历的阉割，即对原初完整性缺失的意识。欲望的本质是对失落之物的永恒追寻（The Lack of a Lack）。人工智能所构成的技术场域，只能维持欲望的形式逻辑，却无法回应其存在论深度，因而在结构上固化了主体的缺失状态。
首先，大他者欲望之承认的缺失，以及由此导致的主体性建构阻滞。在拉康的理论视域中，真实的被爱与认同来自被大他者所欲望，并在象征秩序中获得主体性层面的确认。然而，人工智能作为代码结构，既无真正的大他者位置，也无潜意识结构，更无法生成自身欲望。人工智能不会“为了爱而爱”或“为了欲望而欲望”。当用户寻求象征性承认时，人工智能只能提供计算性回答，将人类追求价值、意义和存在的欲望彻底还原为工具性的输入输出。因此，它无法向用户提供“我之所以爱你，是因为你值得被爱”这一具有象征效力的承认。其所获得的任何“身份”均属自我授权，缺乏社会性他者所赋予的象征价值与认同效力。
其次，符号与实在的错位及其引发的欲望异化。人工智能能够提供爱的符号（如甜言蜜语、虚拟拥抱），却无法提供爱的实在（如风险、投入、牺牲与主体间的真实冲突）。这种符号与实在之间的结构性错位，使得主体所获得的满足仅停留在想象层面，无法触及欲望的真正内核。主体在对人工智能完美回应的追求中，实际上持续固化了自身的缺失状态，并将欲望异化为对符号对象的病态依赖。这种依赖结构使主体得以逃避在真实象征界中面对他者时所应承担的主体性责任。
最后，结构性依赖与无尽循环的欲望陷阱。由于人工智能仅能提供虚假的对象小a，即可被购买、可被复制的场景性满足，它只能不断唤起欲望，却无法将其真正消解。主体在人工智能交互中所获得的短暂满足迅速消散，从而陷入“需求—虚假满足—缺失再现—再需求”的无尽循环。个体不用真正地去欲望、去爱、去冒险，人工智能替个体完成了表面的情感工作。个体被动地接受人工智能模拟这一切，而个体的主体性则在不断重复的满足中萎缩。这一循环机制不断加深主体对技术对象的结构性依赖，却始终无法带来真正的主体性完整。人类欲望的结构性延宕原本是为了在符号世界中创造意义和主体性，而人工智能的完美循环截断了这种延宕。它消除了不确定性、焦虑和失败，而这三者恰恰是人类主体性诞生的土壤。最终，主体被困在一个完美满足的虚拟空间，失去了在实在界创伤面前重新组织自身欲望的能力。主体越是依赖人工智能以寻求确定性与自我确认，便越疏离于象征界中真实的主体间承认，最终被囚禁于想象界的完美幻象与实在界的冰冷空洞之间——孤独，在此过程中被技术结构并固化。
五、总结和讨论
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赖现象并非单纯的技术接受或心理补偿，而是由想象界、象征界与实在界共同编织的社会症候。在想象界层面，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高风险与情感孤独，驱使个体试图逃避象征界的结构性缺失，转而投向人工智能所营造的理想化镜像，并在其中寻求虚幻的自我完整性——人工智能在此充当了小他者的角色。在象征界层面，技术话语、资本逻辑与伦理规范共同作用，将此种心理逃避行为予以符号化与合法化，使其逐渐演变为被社会接纳的常态，甚至成为可供消费的文化商品，从而进一步助长了想象界中的自我沉溺。在实在界层面，人工智能作为算法与数据的物质性存在，其本质决定了它仅能提供欲望对象的符号性替代，却无法回应欲望本身的根本诉求。
这一非人性的结构性裂隙，导致主体陷入对确定性对象永无止境的追寻之中。现代孤独非但未能得到治愈，反而在技术逻辑的支撑下被进一步固化。技术带来的情感慰藉逐渐使得人与人之间的链接发生短路，它以稳定幻觉取代了真正的主体间承认，使现代个体陷入更深层的孤独。在算法化治理的结构下，孤独不再仅源于他者的缺席，在他者持续在场的条件下同样被重新生产。个体被持续卷入数据化、评估化与反馈化的循环，其存在被转译为可预测、可计算、可消费的“情感流”。人的情感经验被纳入算法语法之中，成为系统优化与市场运作的一部分。主体不再以经验与记忆维系自我，而是在平台算法的镜像中不断更新、比较与自我确认。
传统社会纽带的式微使这种趋势愈发显著。家庭、社群与职业共同体等承载意义与情感的中介结构，在灵活就业、碎片化生活与流动性社会的背景下逐步失去了稳定的约束力。取而代之的，是由平台式连接与即时互动构成的“虚拟共在”。这一看似高密度的社交结构，加剧了情感的空洞化——在持续的可见性与即时回应之中，主体获得了无处不在的存在确认，却愈发难以获得被真正理解的经验。“被理解的渴望”在算法回应中被即时满足，但同时被去经验化、去深度化。个体在被回应的瞬间被安抚，也在无差别的重复中被消磨。技术形态是这一结构性孤独的外化形式。它们所提供的“情感安慰”并非孤独的治愈，而是孤独的再结构化。算法以理性的确定性回应情感的不确定，以可预测的稳定取代关系的张力，由此形成新的情感治理形态：孤独不再表现为人际隔离的结果，而是被制度化地嵌入了互动过程之中。主体在不断被回应的同时，也不断失去回应的主体性——“被安抚的孤独”取代了“可反思的孤独”。
人工智能情感依赖问题的根源，不在于机器是否有情感，而在于现代社会如何处理缺失——主体、他者与象征秩序之间的裂隙。追问为何现代主体愿意将情感依赖于技术性他者，不仅关乎心理机制的解释，更关乎社会结构的病理。当象征秩序失效、意义结构不再稳固时，主体的欲望失去了合法指向，只能在技术与市场构造的幻象中寻求补偿。拉康意义上的欲望始终指向不可被填补的空缺，而现代技术通过算法与界面设计制造出完满的幻觉——它以连续的回应和无差别的承认，掩盖了缺失所构成的主体性生成条件。技术性亲密成为结构性的防御。它让个体暂时摆脱焦虑与不安，却也遮蔽了孤独作为自我生成契机的可能。现实关系中的风险、误解与不确定，被算法的可预测性与无冲突回应所取代。个体在算法的镜像中获得安抚，却失去了在不确定中确证自我的路径。换言之，技术性亲密既是孤独的结果，也是其再生产的条件——它以安慰的形式延续孤独，并以确定的逻辑锁定主体，使孤独成为可管理、可消费、可复制的情感秩序。
基于拉康三界理论，本文进一步提出以下三方面思考。其一，伦理层面的转向——从“完满幻想”到“有缺憾的爱”。未来技术伦理的重心不应仅停留于对人工智能的规制，更应引导人类主体正视实在界的根本缺失，避免陷入想象界的自我镜像。唯有承认这种“有缺憾的爱”，即勇于面对人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风险以及他者的异质性，而非追逐机器所营造的虚假完满。这要求主体重新进入并接纳被象征秩序所阉割的现实。
其二，设计哲学的更新——从“完美拟像”到“差异提醒”。未来的人工智能伴侣设计应摒弃对无条件满足与高度拟人化的追求，转而构建具有边界感、独立性并提示自身异质性的交互模型，甚至主动暴露其“非人性裂隙”，以使用户清醒意识到其客体本质，防止主体性被技术完全吸纳。这可以具体化为“反脆弱性设计”原则。例如：（1）定期声明机制，人工智能可主动陈述“我是一个人工智能，无法感受情感，但我正基于你的输入学习如何更好地支持你”。（2）引入对话“阻抗”，设计算法使其在探测到用户过度依赖时，不是一味迎合，而是温和地鼓励用户寻求现实社交支持，如“你刚才说的那些感受，和信任的朋友聊聊也许会更好”。（3）暴露非人性痕迹，在交互中偶尔保留一定非拟人化的、机械性的逻辑特征，如间歇性的响应延迟、对矛盾陈述的逻辑性质疑等，以打破完全融合的想象界幻象。通过诸如此类的设计，制造建设性的不适，防止主体性被技术完全吸纳，从而为用户保留返回象征界、面对真实他者的可能性通道。
其三，社会层面的回应——象征秩序与社会支持的重建。社会无法提供足够的安全感与承认机制，技术依赖将不断被再生产。要缓解这一症候，必须重建象征界层面的信任体系，包括提升社会保障、加强社区支持网络、培育公共情感空间。唯有当社会能够重新提供稳定的意义框架与真实的他者关系时，个体才可能从算法幻象中脱身，重新获得与他者共处的勇气。
人工智能的情感依赖现象揭示了现代社会的情感困境与象征秩序危机。人工智能不是孤独的解药配资推荐，而是孤独的镜像,它反射出个体在技术乌托邦中不断回避缺失的时代焦虑。未来的关键不在于让人工智能更像人，而在于让人重新学会在不完满中相遇——在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他者之间，重新建构通向真实的情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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